狂喜與節制：張肇康的建築藝術

浪漫與理性，是共存於張肇康創作中的雙重力量；
他以「現代之眼」拾取傳統精華，
致力尋找華人建築之現代性的出路。

張肇康是華人建築師中少見畢業自哈佛、師承葛羅培斯的直系弟子，
也是與貝聿銘、陳其寬共同實踐東海大學校園規劃的關鍵推手。

身為兼容包浩斯教誨與華人文化的浪漫主義者，
收放、陰陽的雙重力量，在張肇康畢生創作中皆相伴而生，
有時酒神似的浪漫狂放，有時又理性的自我節制。

張肇康接受包浩斯設計教育的洗禮，
先是在創作、實驗了一系列的「中國現代建築」，
試圖將所學的包浩斯現代性，努力嫁接到華人傳統建築，
而有了東海校園建築、臺大農業陳列館、香港太平行大樓等佳作；
晚年則以「現代之眼」進行民居的測繪與記錄，
著成《中國：建築之道》一書，既傳達他對現代建築與傳統對話的看法，
也寄寓了他在艱困創作環境中持續找尋出口的浪漫奮戰。

建築學者徐明松歷經數年深入研究、蒐集、探訪，終將張肇康散落香港、美國、中國各地的建築作品梳理清晰，分為「東海時期1954-1959」、「後東海時期1959-1975」以及「沉潛時期」三輯，共二十多件精選作品，深入淺出地介紹張肇康其人其作的發展歷程、職業環境與作品特色。由此，可清楚看見一條脈絡的成形：張肇康試圖將他所學到的包浩斯現代性，努力嫁接到華人傳統的木構建築，創作、實驗一系列的「中國現代建築」，而後更以「現代之眼」進行民居的測繪與記錄。讀者不只能認識個別作品，也可以更有系統性地理解作品在時代中所象徵的意義。

本書不僅是一本透過作品來述說的建築師傳記，也不單純是一部經典現代建築指南，徐明松亦想透過張肇康一代的建築師生命，探討建築師與社會相容的可能性與困厄處──為何頂著顯赫文憑與歷練、年方43歲的張肇康，就已完成此生最好的作品？之後僅能透過民居的研究，作為在這種充滿磨難的創作環境裡唯一的救贖與出口？一如王大閎晚年提筆寫起小說，陳其寬拿起顏料揮灑。作者拋出提問，勾畫巨匠身影，只希望能讓來者可以站在他們的肩膀上，看得更廣、更遠。

■ 本書特色

1. 首部以作品為經、以年代為緯，勾勒出張肇康的創作生命、思想與人生的建築傳記。
2. 深入扼要的東海大學建築賞析指南，收錄珍貴的創建初期舊照與各式建築設計圖紙。
3. 透過解說導讀、建築地圖、建築師作品年表，帶領讀者認識五、六○年代台灣現代建築的設計脈絡。

■ 作者序

徐明松

張肇康何許人也

日本知名坂倉準三建築研究所大阪支所長西澤文隆（Fumitaka Nishizawa, 1915-1986）建築師，亦是日本1950年代最優秀的優秀建築師之一，曾在1960年代初因鹽野義製藥場廠房設計來臺兩次，並在1964年建築師公會的邀請下公開演講，隨後由吳明修建築師翻譯刊登在《建築》雙月刊的〈臺灣現代建築觀後雜感〉，文中給予張肇康先生（以下簡稱張肇康）設計的臺大農業陳列館極高的評價，「臺灣現代建築中有Details而設計密度較高的一例」、「農業陳列館的設計，有超人之處」；貝聿銘亦是在一封回函提及非常喜歡這棟建築。在那個時代，張肇康是臺灣戰後無人不知的風雲人物，因東海大學校園規劃案，1956年首次來臺，對建築比例的精準掌握、構造細部設計的堅持及施工品質的要求，業界有目共睹，亦是當年重要建築師沈祖海、虞曰鎮、蔡柏鋒爭相邀請的合作對象。

張肇康對建築的敏感度，可追溯至顯赫家世和專業養成。他生於1922年，祖籍廣東中山，長居香港和上海，曾祖父是清朝的道臺，祖父在香港經營地產，如安蘭街、蘭桂坊、啟德機場和一些碼頭，多位受訪談者皆提及，盛傳蘭桂坊是以張肇康祖父之名來命名，外祖父則經營船務，由此可知其先輩在香港商界的顯赫地位；至於父親亦在金融界服務，曾任職上海廣東銀行，這點與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貽有類似的背景。張肇康自稱，父系母系的家庭雖都是大商賈，自己卻不擅經商，喜好文學、藝術，又祖父喜愛收集古董，並受私塾教育，自幼親近華人文化。父親對建築甚感興趣，曾貸款給營造廠陶桂記興建呂彥直設計的廣州中山紀念堂，或許因此啟發張肇康對建築的熱愛。除此之外，成長過程經歷抗日戰爭（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等事變）、祖父事業在日本占領香港期間於戰火中付諸流水，因此對自己的國家及文化如何振衰起敝有著特殊的責任與情感。

專業養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3年，張肇康進上海聖約翰大學建築系，是中國第一所採用包浩斯教學系統傳授建築技藝的學校，與當時大陸境內多數仍以法國布雜系統（Beaux-Arts）傳授的方式非常不同，在新思潮的感染下，他的內心很早就埋下了華人建築現代化使命的種子。1946年畢業後，在當年規模甚大的基泰工程司的上海分部工作，由華人現代建築史上的傳奇人物楊廷寶建築師帶領，推測張肇康早年的建築專業養成始自於此。1949年，至美國留學，先進伊利諾理工學院（IIT）研究所學習一年，受教於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 1895-1983），對建築的骨架系統的重要性有較完整的認識；隨後至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GSD），師從包浩斯第一任校長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 1883-1969），後者亦是王大閎、貝聿銘的設計論文指導教授，期間亦受到馬塞爾．布魯爾（Marcel Breuer, 1902-1981）在建築與家具設計等領域上不斷創新的影響；同一時間還到麻省理工學院（MIT）輔修都市和視覺設計，1950年畢業，並取得GSD建築碩士學位。畢業後，進葛羅培斯與一夥年輕建築師領軍的協同建築師事務所（TAC），工作到1951年，期間亦與陳其寬（1951-1954）的任職期重疊。留美時期，是張肇康開拓視野的重要時期，此刻又恰逢美國的現代藝術和建築蓬勃發展階段，身邊的老師、同學、同事都是建築史上的開拓者、繼承者、或熱愛者，可以想見原本體內深厚的華人文化與西方的現代思潮衝撞後，必定激起炫麗的火花。從王大閎、貝聿銘、陳其寬身上，亦可印證此段養成的重要性。

張肇康圖紙的發現

在大閎先生的研究之後，就有一條隱隱的路引領著我們前行。2007年，我們已注意到張肇康作品的不同凡響，多方徵詢後，都說他身後留存的文獻得問港大建築系的龍炳頤教授，但大閎先生的研究出版，包括建國南路自宅的異地重建，的確讓我們分身乏術，一直要到2017年建國南路自宅重建完成，移交給臺北市立美術館，才算告一段落。2017年正式開啟陳其寬（1921-2007）、張肇康（1922-1992）與陳仁和（1922-1989）等三位先生百年誕辰的研究計畫與展覽。同年11月中，我們就因張肇康的研究第一次前往香港，期間訪談了龔書楷建築師，以及港大的龍炳頤、鄭炳鴻教授。最特別的是，短短的幾天時間，經由M+博物館工作人員的引介，拜訪了在香港定居的張肇康太太徐慧明女士，師母年紀僅七十初頭，且身體硬朗，因此透過訪談，也得知了張肇康離開臺灣之後更多的訊息。

不僅如此，這趟行程還有兩項驚人的發現。其一是，鄭炳鴻老師在1992年張肇康過世後，於1993年幫他在香港辦了一場展覽，隨後也在臺北巡迴展，臺北展場就位於他自己設計的臺大農業陳列館；臺北展覽結束後，寄回兩件大包的展覽內容，竟二十五年都未曾開封，堆放在鄭老師辦公室的角落。很難想像，這兩件大包裹是如何跟著鄭老師「流離遷徙」，1993年他也仍因學業的關係，美國、香港兩地跑，回港後亦先在中文大學任教，這兩大包東西就這樣跟著他四處搬遷。到了2018年10月中，第二次前往香港，鄭老師當著我們的面開封，剎那間，我真覺得有股冥冥的力量帶我們來到這裡，就像多年前我們在陳仁和建築師身後的事務所發現他生前留下的圖紙是一樣的。

另一個驚喜是，得知徐慧明女士剛將張肇康後半生保存的設計圖紙寄放在M+，這個發現燃起我們提早啟動全面研究張肇康作品的想望。無奈，由於M+工作人員的輕忽，擱置了很長一段時間，這批圖紙文獻才在龔書楷建築師的協助下，暫由M+轉到港大建築系，並由港大建築系掃描後提供我們研究。

《時代建築》專欄

2019年年底，感於「百年誕辰」時間將近，有必要逼迫自己專注於研究，因此跟上海同濟大學《時代建築》雜誌的責任編輯彭怒教授商量，是否可以讓我們連載八篇有關陳其寬、張肇康百年誕辰的研究文章，隨後很快獲得內部編輯會議的支持，並於隔年的第二期開始刊登。《時代建築》是雙月刊，看似有足夠的時間，實際上卻是交完一篇近兩萬字的稿件，就得立刻啟動下一篇；別說這一年半有多折騰人，期間還得授課，及持續性的社會教育（導覽、演講等）。不過我們知道生命即是在這樣的壓力下自我昇華，如今這本張肇康的建築導覽書及今年七月的百年大展都是以此為基礎完成的。

狂喜與節制

本書書名《狂喜與節制：張肇康的建築藝術》中的「狂喜與節制」，是我們詮釋張肇康一生創作所使用的兩個對偶的詞，也像華人儒道所形成的一剛一柔的世界觀，這種收放與陰陽的力量在張肇康所有的創作中都是相伴而生，有時是酒神似的狂放，有時又是理性的自我節制，因此用以詮釋其作品是恰當的。

本書另一位作者是從碩士班時期就跟著我研究建築的學生瑋庭，她的優秀表現在剛完成的八篇專欄文章裡已展露無疑，因此本書我們再次攜手合作，希望藉由她的女性觀點可以有更多的發現。

我們將書分成三個部分：東海時期、後東海時期與沉潛時期，前兩個時期在進行個別作品論述前，我們都會寫一篇導讀，將歷史脈絡、職業環境與作品特色進行總體的交代，方便想深入探究的讀者不只可以認識個別作品，也可以較有系統地理解作品在時代裡的意義。最後的「沉潛時期」是談張肇康晚年的思考與工作，這段時間他做了許多有趣的事情，除了從事建築師的職業外，也在港大建築系兼課教書，更在大陸改革開放後，帶學生進入中國各省分進行民居測繪與研究，因此該時期就不再分列作品討論，而是以一篇長文綜合論述。

本書的寫作，也不是沒有遺憾，就是現階段張肇康晚年建築的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主因是，他在香港或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的許多委託案，目前都只有圖紙，但無法確定建築準確的位置、有無執行、按圖施工與否等問題，這部分可能需要香港在地的建築院校帶領研究生持續地追蹤。再者，張肇康家族脈絡對他後期建築事業的影響，特別是他與香港職業界的關係，也都有待進一步釐清。截至目前，我們的研究只能是拋磚引玉，希望更多力量能投入這個行列，為張肇康所帶來的華人建築之現代性建立一個完整的資料庫，方便日後建築文化的傳承。

最後，謹以此書獻給一生努力為華人建築現代性尋找出路的張肇康先生，希望他在天之靈，能夠分享我們努力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