築人間：漢寶德回憶錄（全新增訂版）

漢寶德先生對台灣的建築界與文化界影響重大而深遠，他是二十世紀後半，引領台灣現代建築思潮的主要舵手，台灣現代建築教育制度確立的重要學者。

《築人間》是一本個人自傳，也是台灣建築設計、建築教育，美學藝術與博物館發展歷程的傳記。

漢寶德先生對台灣的建築界與文化界影響重大而深遠，他是二十世紀後半，引領台灣現代建築思潮的主要舵手，台灣現代建築教育制度確立的重要學者。然而，建築設計是他的本業，教育是他的理想，藝術是他的興趣。

從自然科學博物館到台南藝術學院，他的使命感讓他構築了人文與科技的事業；從彰化文化中心一直到南園的建築設計，他完成了自我建築的主義演進；數十年不懈的筆耕，他一秉文人氣息，道出世俗弊病。

本書由漢寶德先生親自執筆，將其一生由幼及長，從求學到做事，從建築理想、古蹟修復到博物館的經營管理，點滴記錄。亦是從一個人的生命史，觀看了台灣建築及博物館文化的發展歷程。

閱讀漢寶德，除了建築的美感啟發外，更有一份深刻的人文關櫰與歷史情感。

■ 導讀

我是二○○○年初離開公職的。回到台北，幾乎立刻到登琨豔為我準備的辦公室上班。小小的一個房間，一張乾淨的書桌，面對著大玻璃牆外的小院落，新植的荷花只有葉子浮在水面上。我坐著一張自大陸買來的高背古椅，心裡有些茫然。退休而尋找自己的新天地是我近來的夢想。然而真正退下來了，如何利用我所剩餘的生命，卻要費一番心思了。我曾經說要過得有情有味，可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可就難了。

首先要先擺脫掉俗務。

第一件要擺脫的是漢光建築師事務所。我是建築出身，當然應該以建築創作為一生事業。誠然，在我擔任東海教職的時候，在授課之餘，我將大部分心力放在建築上。可是在我被邀去中興大學之後，由於十分不合理而且非常落伍的政府規定，教授不可以執業，我只好把事務所交由二弟負責。好在漢光已有堅強的班底，我以顧問身份指導，已可做出很像樣的作品。我的二弟，漢寅德，原是海洋學院的教授，犧牲了教職為我經營事務所。我自公職退休，他堅持把事務所的經營還我。我不願勉強他，但卻已對建築業務完全失掉興趣了。

照一般的看法，離開公職回到建築是很自然而且順理成章的事。但是經過這麼多年的觀察，我對建築實務已經失掉興趣。我是自兩點觀察建築的。

我學建築的時候，現代建築正在高峰。新建築雖然以現代科技為手段，但在現代大師們的內心深處都有一顆仁心。我們不妨說，不論他的理論如何，作品的外觀如何，其最終目的是為人類服務。所以人本的精神是建築的核心。我深深體會到，一個態度嚴肅的建築家與一個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之間，在精神上並沒有很大的差別。我甚至認為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盡庇天下寒士」的心情，可以也應該由現代建築師所完成。可是我看到，世界建築發展到二十世紀末，這種人文精神完全喪失了。建築家只在造型上譁眾取寵，贏得大師之名，甚至與真正的美感絕緣，其實與耍小丑沒有多少分別。我雖大聲倡導大乘建築，當然不會得到迴響，因此我覺得建築不再是令我感到驕傲的行業，不值得再為它傷神了。

另一種體驗，是覺得建築這種行業，要做點事，太靠機緣了。要有非常負責任，而且尊重專業的業主，否則，每一個計畫案都是精神上的災難。我很幸運在中年遇到幾位支持我的業主，可是到老年，可以接受我的人也退休了。即使還有少數在位的，由於政府制度改變，機關首長不再有權，挾自己的判斷決定建築委託，改用比圖的方式。抬頭看去，覺得已沒有我的發揮餘地。執此業務，如果沒有人來主動邀請，就要通過各種關係去巴結業主，這樣的建築即使取得設計權，也不可能發揮自己的理想。另一個辦法是參加比圖。這是自取其辱。靠幾位不知是何人的委員去判斷建築委託的取捨，而且多半有暗盤，正派的建築師誰願去淌這混水呢？

總之，我覺得這已經是年輕人的世界了。我已經做了我該做的，也許並沒有了不起的成就，但卻沒有再與年輕人搶設計權的必要了。以超然的身份靜看他們的表演豈不是一樂？所以我略加思考就決定停止事務所的積極運作，把尚未完成的合約交給跟我工作多年的年輕人去完成，讓他們嘗嘗做老闆的甜酸苦辣。

第二件要擺脫的是博物館計畫案。我在南藝校長任內，開始以教授身份來接一些案子，在當時覺得是自己的責任。我離開科博館後，因為該館的成功，使有些後來的博物館規劃的主管用各種方式希望我伸出援手。我也自以為既然有些經驗，與大家分享是理所應當。我幫忙的方式就是接計畫。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同時我接計畫時，年紀較大，身份較高，也受到一定的尊重；我非常高興把我的建議寫成一本報告，供他們採行。有一段時間，我擔任博物館學會的理事長，也利用學會來接計畫案，覺得是貢獻社會的一條途徑。

可是我很快就感到當館長與做計畫之間的分別了。

在年輕的時候，對於孫中山先生勸我們「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覺得很欽佩。可是自計畫案中我體會到做官才能做事。我本以為以我的經驗與資歷，去接受任何博物館的委託，做展示的規劃或整體的發展計畫，應該會被主管放心。事實卻發現權力是一切計畫的根本要件。道理很簡單，做計畫的人只是在做事，心中只想把這件事做好。他是不是真做得好，那是看他的本領。可是有權力決定要不要實施你的計畫的人，卻不是規劃在那麼單純的動機。他有自己的觀點，個人的利益，上司的好惡，要伺候得樣樣俱到很不容易。

＃生在現代的傳統文人

回想我在中年做了幾件事情，都是運氣，遇到幾位授我以權，對我信任的院長、部長，如今為人做嫁衣裳，人家愛穿不穿，完全不是那回事了。其實我對此情況亦有所感，所以政府官員看得起我，要我幫忙時，我總希望知道未來負責執行的人是誰，希望這個委託出自這位先生。可惜的是，新博物館的籌設方式，已經自比較合理的籌備主任制改為先期計劃制了。這，真是荒唐！自此而後，新博物館籌設就步步維艱了。這等於為人做嫁衣裳，不知新娘是何人是同樣的道理！在先期規畫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到頭來，一旦設立機構，一切都要從頭來起，所做規劃幾乎都到字紙簍去了。人生是寶貴的，閒來無事，優遊歲月也未嘗不可，浪費生命在無益的規劃上何為？這是幾次痛苦的經驗告訴我的。

可是擺脫了這些俗務，能做點什麼愜意的事呢？

還是寫寫文章吧！

坦白說，我是靠文章起家的。在骨子裡我是一個傳統社會的文人，不幸降生在現代世界，所幸現代的國人仍然保留了一些對文人的尊重。我自做學生起就辦雜誌寫文章，日後到社會上工作，每到一處必辦雜誌，都是為提供表達意見的園地，即使籌設國立機構，完成時也開辦刊物。在科博館創辦了《博物館學季刊》，到南藝，創辦了《藝術觀點》。自民國六十一年起，我應邀在報紙寫專欄，開始了我的文字生涯。我的一點社會知名度不是因為建築作品，而是報紙上發表的文字帶來的。

開始時，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以「也行」的筆名寫「門牆外話」。高信疆喜歡我的方塊文章，每周刊出兩篇以上。第一年就寫了上百篇，並出了專集。在那個時候，報紙副刊的影響力是很大的。我的讀者很多，只是不知我是誰而已。那時候，我偶爾也在人間副刊發表些與建築有關的散文，想為本業做點推廣，有些有地位的長輩對我擔任東海大學的建築系主任不覺得怎樣，在報上看到我的文章，就對我另眼相看。

寫了幾年，到民國六十八年，《中華日報》副刊的主編蔡文甫邀我為華副寫每周專欄，用的筆名是女兒的名字「可凡」。這時候為「人間」寫稿的量也減到每周一篇。這正是科博館籌備的初期，寫方塊已感到一些負擔，但仍於海外旅行回國時寫些遊記，發表在《聯合報》副刊。那是我勤寫作的歲月。在台中五權西街的小樓上，開始為雜誌寫專欄，先是為《明道文藝》寫建築的專欄，後來又為《天下雜誌》寫文化性的專欄，每月一篇，都持續了好幾年。

高信疆離開「人間」之後，新人新政，對我的專欄不太熱心。這時候，由於我在建築上為《聯合報》王董事長服務，他們就表示希望我不要為時報「寫得太多」，我就趁此機會停掉「門牆外話」專欄，使很多讀者吃了一驚。聯副的主編□弦也是老朋友，立刻就約我為聯副寫。我覺得不好。這樣似乎我與時報鬧翻，而事實並非如此。余紀忠先生也是很愛護我的，還曾邀我擔任主筆呢！所以我停筆一年多，才接受聯副的邀約，仍用「也行」的筆名寫「繩墨集」，一直寫到報紙停止方塊文章的世紀結束。

可是，這麼多年，我在報端寫方塊與專論，在雜誌寫專欄，究竟寫了些什麼呢？

我原是寫建築理論文字的，然而很快的發現，建築的實務是工程，其精神價值是人文現象，不了解文化，無法參透建築的本質。從事建築以來，感覺到文化的因素決定了一切，因此就養成對行為觀察的習慣。一旦提筆寫專欄，就自然以文化為主題了。

我是現代主義的信徒，相信國家與民族要進步，要與先進國家一樣的富強，成為一等的文明國家。我也是民族主義者，認為古老的文化是應該保存而且要發揚光大。與大部分知識分子一樣，都面對民族落後的現實與光輝文化的過去之間的矛盾，而不得其解。我自建築實務的體驗中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光輝燦爛的文化成果，與落後的民族行為文化是兩回事。我們要保存的是成果，改革的是行為。傳統建築之美使我陶醉，但在台灣每棟新建築都有漏水的問題，這不是建築業的問題，是今天的國人生命態度的問題。啊，問題可大了！

抱著這樣的心情寫文章，不免是批評的，是檢討的。我希望能提醒大家，我們的民族性有一些基本的文化問題已成為我們進步的障礙。日本接觸西洋文化較晚，卻能在短短數十年間變成現代工業化強國，是什麼原因？一個建築教授寫這樣文章能對國家社會發生什麼影響？只是吐鬱悶之氣而已。這一段時期，大約五六年間，以各種方式發表的謬論，蒙《天下》的朋友們不棄，先後出版了兩本書，一本是民國七十五年的小冊子《生活的觸擊》，一本是十幾年後出版的《不耐平凡》。後者基本上是在《天下》寫專欄的集子。自此而後，我就很少再寫有關社會文化的文章了。

＃談美、寫美

眼看已站上二十一世紀的元年，再寫文章要寫些什麼呢？

寫點正面的文章吧！過去所寫的專欄，只有在《明道文藝》上寫的屬於建築的欣賞，目的是供中學生了解建築之美。寫了兩年後就停筆，出版了《為建築看相》。這本書銷路尚可，使我覺得我所關心的另一個大問題，國民美感素養欠缺的問題，可以用比較愉快的文字，尋找解決之道。

我一直覺得國民文化素養中，美感是很重要的一環。到美國留學，後去歐洲考察與旅遊多次，感覺到美感素養是國民精神力量的重要支柱。回國後，一直覺得從事建築工作不如推動美感素養對社會更有貢獻。可是有機會向教育部長進言，會被誤解為熱衷於藝術教育。這也因此使蔣彥士部長先後要我擔任國立藝專校長，及國立藝術學院的院長，不了解我為什麼會拒絕。到後來，他們堅持要我創辦台南藝大，也是基於此一理由。其實藝術教育，尤其是專業教育，與全民美育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可是我在過去一直沒有想到寫這類的文章。到我退休之後，才想到我也許可以為國民美育的推動做一點事。二○○○年五月，我首次以美感為題做了公開演講。

正在為此感到淡然的時候，《明道文藝》的主編陳憲仁兄，提到多年前寫建築專欄的事，問我有無興趣重新執筆。我略加思索，即慨然同意，並說定以談美為主題。回想起來，我要感謝他提供這個機會，使我可以陸續把我多年來思考的課題寫出來，供大家參考。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多年的宿願，因此也花了不少時間去整理我的思緒。我知道，對於美感的培育，大家是有興趣的，但是什麼是美，要怎麼去推動，卻沒有共識。特別是我以一個建築家的身份，越俎代庖，藝文界未必同意。所以我必須建立起一個小小的美感思想體系來進行說服工作。

我為明道寫讀美，每年十篇，到陳主編離職，共寫了五年之久，寫完兩年的時候，在聯副發表了一篇〈藝術教育救國論〉，引起一些迴響。我說的藝術教育，實際是美育，引起「聯經出版社」林載爵兄的注意，就把我兩年所寫，集為一冊，以《漢寶德談美》之名發行，似乎頗受歡迎。這個書名我並不喜歡，但因為《談美》是美學大師朱光潛先生大著的書名，為了避盜名之嫌，只好把我的名字加上去。誰知後來各出版社出我的書，都要援例，實在不好意思。幾年後，「聯經」又把我後來寫的集為一冊，題為《談美感》，我的美感書寫總算告一段落。這一波的文字功夫，發生了一些影響，卻陷在政治現實的渦旋中，沒有得到什麼正面效果。讓我簡單說明如下。

我對美育的主張，首次得到教育部的正面反應，是黃榮村部長上任之後。當時高中課程總綱要修正，每一課綱都組成委員會負責研修，黃部長就聘我為「藝術生活科」的召集人。「藝術生活科」是郭為藩自文建會主委轉任教育部長時設立的，顯然是感到國民文化素養的需要，教育界未加注意，應予補正。可是設立以來，教育界無人知其所以然，學校也沒有教師可以執行，因此形同具文，空置了幾年。高中藝術教育中原有音樂科與美術科，都是教學生唱歌、彈琴、畫畫的，藝術生活是什麼？

學校無法教學生如何才是藝術的生活，所以我接召集人後，就徵得黃部長的同意，解釋為與生活相關的藝術。這樣就與生活美感的培育連在一起了。與生活相關的藝術是工藝。所以歐洲文明的現代化是自工藝的機械化開始。英國著名的莫里斯運動是新生活美學的起端。我國的美育雖有「勞作」，但把Crafts譯成「勞作」，意思被弄擰了，從而被教育界忽視，因此把現代化的精神空洞化了。我想借這個機會把工藝的觀念拉回到高中課程。

可是大家把生活藝術解釋得太廣泛了。召集幾位教授商討的結果，把音樂、美術之外的相關藝術如電影都視為生活藝術。妥協的方式是每種藝術都自成一分科時，讓學校自行選擇，但其條件是都要教學生如何提升生活美感。這樣也好，至少使建築、工藝之美感可以進入中學課程，做為美育的起步。作成結論後，我接受出版社的邀請，負責編寫建築篇，花了我很多精神。我從來沒有寫過教科書，很高興投入這個工作，可惜又是白忙一陣。

黃部長下台，杜正勝上台，不知何故，他對我表面上很尊重，內心可能有些疙瘩。也許是在他故宮院長任上，我說話太多了吧！何況他是以意識形態主政的部長，總之，我們所努力完成的九五課綱，就被新的九八課綱所取代，不用說，我努力完成的藝術生活課程完全瓦解，龍騰所印的教科書賣不了幾本就作廢了。我嘆一口氣，誰要我去淌這個渾水呢？

民國九十七年政黨輪替後，我重新被任為藝術教育委員會的委員。為了藝術教育改革，我被任為「一般藝術教育」小組的召集人。開了幾次會，發現我所期望的，使學校教育達成國民美育的任務，真是阻力重重。部長一無所知，公務員全按章程行事，我又性子急，不免希望他們趕快做點事。過了兩年，他們大概覺得我太找他們的麻煩了，就送我一張謝函，從此與教育部無涉了。

＃從美感到文化

話說兩頭，我退休後的年初，政黨輪替，陳水扁上任為總統。到當年七月，在教育部長任上大力幫我籌設南藝的楊朝祥來我的小辦公室看我，談到國民黨於失去政權後，要成立一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繼續關心重大政策，協助國民黨監督政府。他邀我擔任教文組中文化部分的政策委員。我對政府的文化政策向來有很多意見，由於深知在野之人談政策無益，所以極少發表文化政策方面的文章。如今有這個機會，可以在文化的各方面表示自己的意見，寫出來供有政治影響力的人參考，雖未必實現，至少還可以幫些小忙。就未加深思，接受了他的邀請，開始每天到國政會的小辦公室上半天班了。我不是國民黨員，又是新政府公布的無給職國策顧問，卻是很認真的文化政策研究員。教文組中只有最年長的我按時上班。

我的工作，在先理清文化政策的問題。當時的國政會比較有錢，取得資料也方便，就從了解世界各國的文化政策開始，並與自己的看法相比對。對國政會的服務，一是為黨訂定文化政策綱領，一是檢討既有文化法規並提出建議。這是很有趣的工作，所以我很勤於寫作，卻不一定發表。不多久，我就寫了「文化白皮書」，以「全民文化」為題以上呈。這些當然沒有實用意義，可是我也沒有思考太多，因為這幾年正是我的父母進出醫院加護病房的歲月。衰老的父母無力對抗老病的摧殘，明知如此，我們兄弟姊妹六人除了不斷的送醫院，看他們受罪之外，實在莫可奈何。他們的痛苦，我們感同身受，但幫不上忙，心情非常低落。所以我利用閒暇寫這些無用的文化政策的文字，可以發揮一點排遣的作用。第二年，又以「建立藝文社會」為由寫了文化白皮書。我的助理劉新國非常能幹，與我配合得很好，我們偶爾與黨籍的立法委員座談。

這時候，很積極的推動文化法令的修改，對於政府所提文化機構行政法人化進行研討，並希望仿照韓國，推出文化藝術振興法，由於二○○四年大選來臨，我還要整理資料，向連戰與宋楚瑜兩位主席報告文化政策。文化對選舉並無幫助，何況除了族群之爭與大中華文化承繼的問題之外，文化是兩黨共同的主張，只是用人不同而已。國民黨莫名其妙的敗選，我們所寫的文化白皮書當然都成廢紙了。我唯一的收穫是出了一本書，題為《漢寶德談文化》。

＃文化是門大學問

民進黨政府連任，社區總體營造的提倡者陳其南為文建會主委，一方面提出文化創意產業，一方面推動公民美學與文化公民權，是政府在文化上非常用心的時期。只是所用的方法不成熟，難收實效。我一方面接受陳主委的邀約，參與一些會議，另方面仍在國政會依需要做些研究，寫些評論文字。各報紙的副刊專欄消失了，但都闢了民意論壇版，成為我不時發表文化論評的園地。同時我對尚不十分熟悉的行銷文化、創意產業進行了解。

經過這一切，我建立了自己對文化政策架構的理解。我把國家的文化政策看成一個三層的架構。

第一個層面是基本面，就是要提升國民的文化素養。這是政府設立文化單位的目的，在文建會的組織條例上寫得很清楚。我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很多問題都與國民欠缺文化素養有關。這實在是建立現代民主國家的基礎。我所倡導的美感素養是其中的一部份。

在發展中國家力求上進的過程中，文化素養的提升是教育政策的一部分。可是我們在教育工作上太重視智育；幾十年來重視學位而忽視人品的結果，學校失去了文化育成的能力，而積重難返。到今天要設立文化單位去糾正，實在是不得已的。文化單位要怎麼完成這個任務，實在是最重要的考驗。

第二個層面是執行面，就是把一般人視為文化的工作做好。在威權政治體系下的文宣部門，轉變為文化，指的就是藝術與文學。輔助藝、文界自由蓬勃的發展，成為各國文化政策的主要內容及成敗判斷的依據。這是文化外顯的部分，因此免不了有民族主義的成份。法國的文化部就是為此而設的。即使沒有文化單位的美國，也設立了基金會，用公款來補助文學與藝術的發展。

在同一個層面上，文化部門的重頭工作是文化機構的設置與管理。藝文的成就要表現出來，需要藝術的殿堂，富麗堂皇的文化建築，作為國家文化成就的象徵，並由國民所分享。美國華盛頓國會大廈前的林蔭大道上，設置了一系列的國家博物館，就是這個目的。當然，在我看來，文化機構的重要任務是把藝文成就廣被民間的重要手段。我國在七○年代推動的文化建設，也只是以硬體建設為目標，曾受到文化界不重視軟體的指責。但文化界所指的軟體，常常是藝文本身，卻沒有考慮到民眾的需要。

另一個重要的文化實務是文化資產的保存，特別是古建築的維護與保存。在七○年代，我推動古蹟保存的時候曾遇到相當的阻力，後來政府開始注意及此，文建會也因而設立。通過媒體的支持，國內古蹟保存的氣氛成熟，漸為民間所接受，在法律上也解決了一些困難，如容積率轉移等。但是這些年來，政府在古蹟政策上，特別是審定制度上，出現很多漏失。古蹟保存的標準的訂定，審議的制度，修護者的專業等等，都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在這個層面上出現的問題，政府文化部門究竟還要管些什麼？比如社區營造，真的要管嗎？電影、電視等傳統文化產業要管嗎？流行的音樂與藝術要管嗎？節慶時放煙火也要管嗎？在過去，政府各部門管轄的業務中都有些與文化有關的事務，是否要全部集中到文化單位呢？把文化解釋為生活方式，實在是無所不包！

第三個層面是包裝。最顯著的是文化的國際交流，與各地的文化節慶，那些各種各樣的博覽會與文化「祭」。這些都是藝術與文化的表層，其目的與國民的素養無關，是文化在政治、外交上的利用。有時候也是為了歡娛民眾，在平淡無奇的現代生活中加些興奮劑。

＃重返教育現場

搞了一陣子的文化政策研究，原本一無用處，沒想到在二○○五年的秋天，我在南藝創辦時期的伙伴，楊樹煌教授代表師範大學的美術系，請我去兼課。楊教授兼有畫家與學者的身份，我離開南藝，他就應邀來台北師大教書。他是一個有開創性的人，所以到了師大，就幫忙美術系建立了博士班與藝術行政在職班。美術系本身的教授都是一些著名的畫家，對藝術行政未必在行，所以就看上我的博物館長與藝術學院校長的經驗，請我於週末為他們教一門課。無巧不巧，他們要我教的，雖然課名換了幾次，其實大體上是環繞文化政策的。我本無意教書，但這個機會使我可以輕鬆的把我在文化政策上的思考與年輕人分享，沒有白浪費心力，卻是很幸運的。

這是我教書生涯中的最後一段，也是最愉快的一段。在職班的學生都是在社會上有職業的，希望利用晚上或周末上課取得碩士學位。他們來自與文化相關的各種行業，也有些來自政府文教單位。他們比起一般大學生要成熟很多，因此對課程內容也較能領會，與我溝通良好。我借此機會把思考與研究所得，整理為講義綱要。

他們似乎很喜歡上我的課。每週上課時，總有幾位同學為我準備了茶與咖啡等領料，有時還有點心。有一陣子，我把到師大上課當成愉快的赴約。學生中總有人會開車來接我，並送我回家。

在師大上課這三年，我所希望學生們能學到的，其實是思考與分析問題的方法，文化政策不過是討論問題而已。對於這些在職場上已略有所成的學生們，學習文化政策有什麼意義？國家的文化大計多少年來都缺少明確的方向，可知政府當局，及所用的文化操盤者，對文化發展的需求都不能掌握，只是做官，逢場做戲而已。做文化官的人都用不上的東西，在職場上忙碌的學生又有何用呢？我確實相信，真正有用的只有系統性思考而已。

這又回到我三十幾年前在東海大學教建築設計方法的課堂上了。在當時我深感建築系的教學法沿襲西洋的學院派，過份於藝術傾向，全靠學生的造型天才，加上固定的形式風格。建築在今天已經不是階級裝點的藝術了，美感固然重要，但它是解決人類生活空間需要的機器。所以我先教學生們如何做系統性思考，整理出問題所在，再有系統的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使用目標的觀念對藝術行政班的學生上課，是因為覺得從事行政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問題的發現與解決。發現問題，分析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是需要經過學習，變成思考習慣後才會在實務上發生作用。對於學生們有沒有學習到我的方法，我並不清楚，這只是我的願望而已。但是我每堂上課，必定用這種方式讓學生了解文化的問題，然後用系統性的分析，表列出思考的步驟，最後寫出結論。所以為加深他們的印象，我上課一定會畫表。我知道至少有一個學生，後來在文建會當科長的劉永逸，很認真的了解我的思考方式。

二○○八年秋，師大告訴我學校的新規定，我的年齡超過，不能再兼課了。也好，我的教書生涯正式告一段落，可以減少師大藝術行政在職班教授排課的問題。剩下來的時間還可以整理一下近年來思考的藝術教育問題。

＃藝術教育救國論

藝術教育與美育相關，一直是我關心的課題，也一直是我在國政會政策委員工作的研究範圍。我向來認為我國的正式教育中藝術教育不受重視，形成現代化過程的偏差，所以很想知道西方今天的藝教狀況，因此在國政會的支持下，我做了兩項歐美藝教考察。這時候我也是教育部藝術教育委員會的委員，與前文所說的高中藝術生活科召集人。二○○三年發表了〈藝術教育救國論〉。

二○○二年年底，我去美國考察，主要是為藝術教育。我先做了一點準備，知道在加州與紐約有幾所學校特別重視藝術教育，值得一看，就請教育部的駐外學校代為聯絡，決定深度的了解他們的做法。

經過二○○二年美國考察後，又於二○○四年去歐洲英、荷、德、瑞士等國考察，回國後都寫了報告。簡單的說，自思索與考察中，得到兩個重要的看法，先後都用文章的方式寫出來。這兩個看法大體說來是這樣的。

第一，我認為學校的藝術教育應該統整，涵蓋各種藝術，而且向下延伸。以視覺藝術為例，可以有兩個統整的課程，一為美術課在繪畫外，統合雕塑、建築、設計與工藝；二為在創作外，統合審美、理論與藝術史。兩者的效果相乘，藝術教育的領域就無限了。這種統合課程，即使先以美術與音樂為範圍，已經很豐富了。這實際就是「藝術與人文」學科的原意。可是課程改革時沒有把統整的意義充份掌握，在教師的培訓與教學的方法上沒有充份的準備，才會淪落到虛無所有的今天。

第二，我認為美育與智育應加以結合。通過知性的了解去完成或促進美感的經驗，是藝術教育的重要任務。藝術工作要學習表達的技巧，創造美的形式，但需要了解其所以然，才能從事深度的欣賞，或為美所感動。我認為只有手腦並用，才能使眼力加深，從作品中看到更多的人文價值。所以我認為工藝與設計在中小學的藝術教學中，可能是更有效的藝術形式。

我研究與思索藝術教育至此，已深知在國內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可是我樂此不疲的寫了些東西，期望有一天會有有心人看到我所用的心力。我實在覺得藝術教育，涉及到創造力的培養與審美素養，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非常同意一些美國學者的看法，中、小學的教育應該架構在藝術教育之上。我所想的統整的藝教，就是以藝術為中心的人文教育。為什麼我們既然已改稱為「藝術與人文」，卻沒有人大聲疾呼，進行真正的改革呢？只要把學校中的人文課，如歷史、詩文、甚至科學等，併到藝術課裡，以藝術為中心來施教，就接近理想了。我在談統整的一篇文章中，舉了畫松樹的例子，來說明統整教學的方法。

當然這一切都是白費氣力的。我那些年在藝術教育上花的功夫，由黃健敏選輯，由典藏出版了《談藝術教育》一書，至今書中的細節我已逐漸淡忘。這些對今天的我來說，只是一場春夢而已。

■ 自序

二O一二增修版∕漢寶德

有一天，高希均兄笑著告訴我，「築人間」已經出版超過十年了，應該有個續編本了吧！我也笑笑，覺得是他說客氣話。沒想到天下文化的同仁真的就向我催稿了。

老實說，我真不覺得我的回憶錄有續編的價值。

在二OOO年自公職退休之前，因緣際會為國家做了幾件事，勉強值得寫下來供年輕的朋友們參考。可是退休之後，除了在世界宗教博物館館長任上做了一點具體的事情外，其實乏善可陳，忽忽間就進入衰老之年，回顧這十年來的生命，真有增編的價值，值得勞動讀者的法眼去閱讀嗎？

當然了，這十幾年我確實沒有真閒著。我是閒不住的。一方面，我一直在為報章、雜誌寫文章。到了廿一世紀，報上的專欄停止了，但是在雜誌上與報紙副刊上仍然可以自由的發表一些短文。謝謝各位主編，使我仍然可以有機會發表一些感懷，或有系統的寫系列性的文章。同時我也很感激幾個出版社的朋友不嫌棄我，為我結集出了幾本書。尤其是以美感為主題的文章。

如果我把這十年來的生命下一定義，可以稱之為「談美」的歲月。我曾希望退休後過有情的生活，我所指的「情」就是美感吧！對於全民美育，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可以說是我的信仰，也可以說我以此消蝕我的生命。「談美」原是朱光潛的書名，我出書時借用，想起來實在太有趣了。「美」，是無法實踐的，因此大家都喜歡「談」，不談又覺得對不起自己，對不起社會。一切努力也只是談談而已。

我談美是不同於以詩文為背景的美學專家。
我體會到全民美育的重要性是自建築專業的服務觀念開始。一個以美為目的的專業卻為美盲的大眾服務，是一種浪費。自此我看到文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