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造城市：非典型都市規劃術

「反造」是種非典型都市規劃的精神和方法，強調人類共同居住在一起的單位——城市，不只由政府主導，從上而下，做理性計算的技術官僚計劃，還能由住民發動，從下而上，進行更包容、更具創意的空間安排，實踐更多元的社群意義。「反造」代表對城市霸權結構的不從與反抗，它可能是狹縫中的求生之道，也可能是更積極、有組織的替代行動。

經過六年，當初的抗議案例有了哪些新的進展？政府的承諾落實了嗎？作者們針對這六年來的後續進展加以增訂，讓這十一個經典案例，不只停留在歷史裡，也有更當代的意義。另外，我們又集合另外十二個經典案例，成書為《反造再起：城市再生ING》，在「反造」的概念下，用「城市共生」的新角度，提出在地生活的新可能。

從十四、十五號公園到華光社區，從樂生爭議到大埔事件，從溪洲部落到寶藏巖，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追逐國際美好城市的榮銜，公園綠地、便捷交通、拔地而起的嶄新高樓，窄化為我們視野裡唯一的目標。為了這些競爭力，政府進行美其名為都市規劃，實際作為卻是Cities for Sale的手段：讓大資本進駐、清除邊緣族群的身影、抹除歷史紋理，彷彿眼不見為淨。

我們要問的是：怎樣才是好城市？誰來定義好城市？這些名為公共的利益，是由誰決定的？一座城市的勝利除了經濟繁榮，還有其他選項嗎？人民的智慧如何可以幫城市靈魂注入多元的可能性？

《反造城市》試圖提出更兼容並蓄、思考更周延的非典型都市規劃方法。抗爭往往只是部份案例裡居民初期的對應，更值得我們參考的是後來的具體行動和溝通技術；專業工作者與居民如何在制度與政治的縫隙中，保障社會正義的存在，成為其他社區可以仿效的先例。

在增訂的章節裡，作者們細細觀察多年來各田野地的演變，並從歷史的凝視裡，描繪社區運動、社會設計的變遷，以及從中學習到的經驗值，宛如一部台灣城市「反造」實踐的微型史。

好評推薦

每個故事都是一種行動，一種動員的技術。這些個案述說了特定社區或社群的生存故事。透過《反造城市》的實踐，我們逐步尋找到相對更公平、正義的解決方式。我們追求的目的是讓這些非主流力量持續發酵，在匯聚成主流的同時，做為一面鏡子，提供我們所處社會一個反省、檢討的機會。——劉可強（前台大城鄉所教授）

都市計劃不僅是在預估增加多少經濟成長率及就業率，它充滿了政治、社會、利益及道德的重要議題，絕不應由專家或行政官僚所獨占，它必須併入民主的過程中來決定它的方向，《反造城市》即是這樣的努力。十一個故事為我們展現了重新建構知識體系的可能性，並召喚人民的直接行動，一起來改造我們所生活的城市，為都市計畫注入一股生生不息的活水。——徐世榮（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 自序

侯志仁

二十一世紀的亞洲城市，充斥著全球化帶來的虛榮與焦慮。在閃亮的商業高塔下，經濟與城市結構的轉型，帶動的是土地炒作、社區迫遷、利益與階級衝突。

在東京，為服務跨國企業與白領階級，新商業區與水岸的開發，翻轉了數個世紀建構下來的空間結構，原本低階的臨水社區與工業土地，變為炙熱的地產，即使是作為產業與觀光勝地的築地市場，也難逃迫遷的命運。在首爾，清溪川復育計劃被視為是城市改造與更新的奇蹟（圖一），也成為其他城市效仿的對象，但清溪川所帶動的城市更新，也將直接衝擊到位居市中心大片的小型工廠，以及其連帶的產業與社會生態，而以往高架道路下的攤販，更早已被迫遷到新的地點，雖然有新穎的建築外殼，但市集已失去原有的顧客與活力。

在香港，都市更新更早已如火如荼地在市中心區的老舊社區展開，原有的舊式樓房、市集與小商店，已被昂貴的高層公寓所取代，在灣仔，又稱「喜帖街」的立東街，如今已消逝在龐大的建築工地裡，附近的店家與茶餐廳，已被高級進口車的代理商所取代。在其他如北京與上海的中國城市也是如此，胡同與里弄快速地消失（圖二），取而代之的是寬廣的街道與高樓、昂貴的物價與消費，雖然有人因取得補償金而一夜致富，但有更多原有的住民被迫遷移到公共設施與工作機會匱乏的市郊。

這些變化都有個共同點，即城市轉型（或販賣）(Cities for Sale ) 被所謂都市規劃、現代化與全球城市的願景所合理化。在二十世紀受到批判、膚淺的「理性規劃」(Alexander 2000)，非但沒有經過反思而有所轉變，反而更進一步成為城市全球化的工具以及投機者的推土機。在新的世紀，全球城市榮銜的追逐成為單一的價值，都市更新依舊是建商的遊戲，都市規劃所應追求的城市機能與公益，被窄化為整齊（乏味）的市容，所有不符合現代化與全球化願景的城市空間與活動，被汙名化為進步的阻礙。在這一連串的轉變當中，消失的不僅是豐富與多樣的城市地景，還有長時間累積的生活模式與價值。在專業掛帥的指導下，人民作為城市空間主人的角色，也隨之被邊緣化。

反觀與反造

在台灣，同樣的故事也正在發生。在更新的旗幟下，傳統社區與市場被一一改造，風華「再現」成為「再見」。從歌劇院到博覽會，大型建設與嘉年華仍是政績的代名詞。從十四、十五號公園到華光社區，邊緣的社群與城市空間因為不容於全球城市的意象與土地的利益而被追趕。如今，在如文林苑與永春社區的案例中，開發與更新的腳步更已追上一般的上班族、小市民，甚至地主。

在這樣的歷史進程裡，城市營造的模式是否能被翻轉？制式的建設與更新是否是城市進步的唯一選項？城市建設與人民的利益是否一定得是對立的兩方？回應著上一冊「城市造反」的啓示，小市民是否能成為城市營造的主角？而非僅是被迫遷的對象？

所幸的，在台灣，城市「進步」的力量並非僅來自於無情的推土機，真正的進步更來自於不少的社區、專業與學術團體的努力。從溪洲部落到樂生療養院，社區與專業者不僅頑強地抵抗開發的力量，也同時試圖實現不同的城市願景，建造一個具公義、開放與多元的社會，他們強調的不只是有品質與特質的空間，更重視空間裡的社會關係、多元的價值與市民的主體性，專業者的做法不是傳統都市規劃中的紙上畫畫，而是與社區站在一起，貼近土地、頃聽民眾的聲音，並扮演積極的角色，在複雜的政治與政策過程中，找尋機會、串連、影響具體的決策，跳脫專業中立的迷思與傳統專業的疆界。

案例與故事

這本書的意圖就是要串連這些不同的努力，延續「城市造反」的論點，來建構一個「反造城市」的述說，挑戰制式的規劃論述與實踐，也同時批判城市全球化的迷思。在一群朋友與同好的協助下，本書收集了台灣城市十一個正在發生中的案例與故事：

從「溪洲部落」與「瑠公家園」的案例開始，我們看到學界與專業者走入社區，從居民與社會的角度看問題，與居民站在一起對抗迫遷的力量。在這兩個案例中，他們進行的不只是抗爭而已，而是行動性的規劃，在制度與政治過程的縫隙中，運用多重的網絡，找尋可能性，為弱勢的群眾與社會的公義，在城市中覓得容身之處，並作出制度性與典範的突破，成為其他社區可效仿的先例。

接著在「土城彈藥庫」與「安坑三城」的案例中，我們看到了城市與鄉村的交接處，可以不再只是被遺忘的邊陲或是待開發的土地，而是都市生活的新典範，是都市人口接觸自然生態與農事的窗口，讓城市與鄉村不必是對立、二分的個體，而是緊緊相扣的環節。在這兩個案例中，我們也看到了居民、學界與專業者所可以扮演的不同角色：在安坑三城的案例中，專業者可以是小學老師、跟著居民一起種菜、向居民學習。在土城的案例裡，居民更是生態與農耕的專家，並主動進行社會的動員。

就像在土城與安坑，城市營造的主角不一定是官員或是專業者，這在「新堀江」與「士林夜市」兩個案例中更是如此。攤販與小商家在制式化的城市中發展出自己的生存法則，創造出商機與城市的活力。他們的成功，反映也凸顯了僵硬的理性規劃與城市活力之間的衝突與矛盾。他們指出了城市營造是一個動態的、協商性的過程，過當的管制，不如有彈性的交涉與反省。此外，反造城市不只是專業者或學界的專利，平民百姓才是真正的主角。

在台北市的「ChungShan」與「溫羅汀」的案例裡，這些主角更包括了城市的移工與非主流的商業。透過空間與環境的營造（包括命名），少數與邊緣的族群在城市中建立起主體性與認同，凸現自身與相關的議題，同時也讓城市的面貌變得更多元，而這些地點也成為不同群體可以接觸、學習的橋樑。此外，透過活動而非僅是實質環境的營造，這些空間與環境的生產方式，也挑戰了空間專業的規範與疆界，再一次的，城市的居民與群體（不管住多久、來自哪裡）才是城市營造的主角。

近年來，臨時性的城市介入或空間裝置，在世界各地形成潮流。羅斯福路的「綠點計劃」與「大猩猩游擊隊」的兩個案例，凸顯了臨時性的空間與活動的植入，如何在城市中扮演催化的角色，於制度的縫隙與漏洞中改變社區、個人與城市的關係。雖然壽命有限，他們所帶來的影響，遠超出了他們實質的空間與時間限制。

本書最後以「樂生院」這個進行中的案例作一個暫時的總結，目的在於突顯城市反造行動是個未完成、甚至無止境的運動，它面對著種種制度性與政治經濟、甚至文化與價值觀的挑戰。但樂生院的案例也讓我們看到希望，院裡的居民從被動到主動，樂生青年不只關心療養院保存的議題，更進一步支援其他相關的社會運動。在事件的過程中，所謂理性規劃的虛偽與矛盾一一被凸顯，真實漸漸浮現。

二十一世紀的城市反造

這本書裡，不同的案例雖然有其各自的時空背景，參與的個人與團體也有所不同，但他們共同勾勒出一個另類的城市營造模式，我們把它叫做「城市反造」，也就是採取與主流規劃不同的角度、具批判性的來看城市的營造，從對固有概念的挑戰，來解放城市營造的做法，讓當代城市可以變得更民主、開放與包容。如同上一冊所提到的「反叛式規劃」，它反映了底層社會對城市霸權的反制，當然它有時也與正式的系統糾纏不清、無法切割，但更重要的是它對不公義的制度提出批判，提供了我們反思與反造城市的基礎。

這本書是一個起點，在有限的篇幅裡，我們知道無法包括所有相關、有意義與精彩的案例。同時，我們也意識到本書所收集的案例幾乎均在北臺灣，而且有許多案例雖然不在城市的環境中，如苗栗的大埔、彰化的相思寮、新竹的璞玉，但議題與挑戰卻是類似的（圖三）。我們希望此書有拋磚引玉的效果，讓我們來檢視臺灣在土地與環境規劃上所面臨的困境，並尋找出路，在專業教育、制度改革、日常生活，與具體的空間行動中，多管齊下。

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城市，甚至是亞洲城市，不需要一昧地追求單一的價值與曇花一現的榮景。讓我們重新看看周遭的環境與鄰里，或許我們只是需要多一點的平價住宅、多一些的綠地、新鮮的空氣與乾淨的水、可親的社區、開放與多元的文化、自由的集會場所、民主的決策、有公義的社會與經濟，和健康自主的公民。在二十一世紀的初頭，我們還有機會。

謝誌

本書的完成，首先得感謝各章的作者，在運動、工作、求學或教書的空餘，回應我的建議並如期完成寫作。他們的故事是本書的主幹，而他們多數也都是故事背後的主角之一，一步一腳印，以實際的行動投入城市的改造。有了他們與許多志同道合的團體與個人的努力，才有這本書的存在。此外，也感謝劉可強教授與徐世榮教授的評論，從他們豐富的經驗，來檢視本書的內容。最後，再次感謝「左岸文化」黃秀如總編與林巧玲編輯的協助，讓這個出版計劃在醞釀的階段有了具體的輪廓與方向，從單本的海內外案例比較，變成兩本獨立又相呼應的書籍，宛如城市多元空間的衍生。

■ 增訂序

〈Safinawlan，讓我們共居！〉多年後「社會住宅」自己造
于欣可──文

從本書第一版出版至今，又近六年過去了，溪洲部落從二〇〇七年開始，歷經了幾乎十年的抗爭生活，在經過了長久努力與各方協助，在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舉辦新家園的開工典禮，家園重建要邁入新的里程碑了！

由於第一版有關與政府的協商結束在二〇一五年前。因此，後記說明當時到二〇一八年這段時間與新北市政府的各種周旋。其實一直以來，與市府的爭執點只有一個：居住是誰的主要責任？重建協力團隊與居民一直堅持的模式是「都市原住民社會住宅」，簡而言之，政府應視人民的居住問題為己任，從而提供一個負責任的、可持續發展的住宅政策，最好是從供給面下手（政府直接興建），給予不同需求跟不同能力的市民一個「住者有其屋」的努力方向。很可惜的是，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思維就是「住宅是市場」，政府不干預市場。

然而，不論藍綠，政府的思維邏輯不脫：「房地產是產業的火車頭」，因此，政府其實正大大地干預住宅市場，舉例而言，房屋市場出現太多空餘屋，
政府可以開辦「青年首次購屋」，美其名是要解決青年住屋問題，實則幫助開發商去消化賣不出去、青年也買不起的空餘屋。許多的地方再發展計畫，政府也耗盡大半心思著眼於房地產開發，結果，方案經過好幾年審議，地皮也已經炒了好幾輪。其實，政府的邏輯不是「不干預住宅市場」，而是「不願面對居住問題」。

攤開歷史，不管是大台北防洪計畫中二重疏洪道上的拆遷戶、信義區四四南村的原住戶等，政府都還有想辦法解決占用戶的安置問題，從這個角度看，政府對於溪洲部落的處理其實是倒退的，連安置住宅不願承擔，何來社會住宅呢？

在從新北市成立以來，我們花了大半的精力時間跟市政府協商，我們一直主張由政府出資，做真正的社會住宅，居民繳租金入住，後續的經營維護管理可由部落與專業管理組織一同協助，這樣，政府能減去大部分的管理工作，收租催租都不用自己來。我們也與部落協會努力達成共識，設計制度讓日後付不出租金的家戶可以「以工代租」，盡力做到部落所有現住戶都不會因為付不出社會住宅的租金而被迫離開。但不論這幾年我們如何說破了嘴，市府的態度就是不動，我們在談判桌上耗費了大量的精力與時間，換來政府的敷衍與原地踏步，平白浪費了一個能夠建立台灣多元化社會住宅制度的機會。

相反地，由於另一個同樣位於新北市的三鶯部落，接受了新北市的提議，採用333自力造屋模式
，市府很快就同意，因為這不是社會住宅，產權非屬公有。雖然產權全然私有已不屬於社會住宅的範疇，但市府還是在面對民間對社會住宅存量不足的質疑時，硬把溪洲與三鶯部落重建也算上社會住宅
。

「社會住宅自己蓋」

自與新北市府談判協商以來，居民最困擾的就是若日後採用333模式，不止無法拿出自籌款，貸款可能也無法如期繳交。因此，居民在長達數年的過程中，堅持市府能夠維持社會住宅的承諾
，也因此在這問題上，大家僵持不下。然而，最戲劇性的發展，是因緣際會下，童子賢先生願意出資協助溪洲部落重建，在此狀況下，部落不再堅持市府依住宅法興辦社會住宅，事實上，重建協力團隊與居民除了這幾年耗盡精力與政府協商外，也耗盡了與市府和市長的信任，因此，大家最後決定「社會住宅自己蓋」，雖然產權非屬公有，但部落每一戶都與協會正式簽約，以後房屋不得私下買賣、出租，若有人無法繳貸款，則由協會負責，而該戶還是得以居住於原本的房子裡，只是產權過度給協會。

透過這樣的制度設計，避免產權私有化後居民出售，也避免部落族人因為經濟問題而無法安居。可以這樣說，雖然沒有政府的社會住宅，但社會住宅保障居住權的理念，卻透過溪洲部落的族人自己落實了。因為童先生的幫忙，最困擾的自籌款有了著落。建築經費透過族人的銀行貸款自籌、童子賢先生善款與新北市政府補助，展現族人自主自立的能力與各方援助的精神。非常感謝童子賢先生代表了社會良善力量，慷慨捐助家屋興建費用，扶助族人經濟資源，溪洲部落才能這麼快啓動新建工程。同時也感謝市府內原民局、城鄉局的第一線承辦人員長期給予的行政支援，協助都市計劃變更、土地租用等程序，走出創新的行政新路。大家是戰友，不是敵人。

走了十年的路

二〇一七年秋冬的開工團結儀式，突破以往「破土」的侵略大地意象，由部落頭目帶領青年祭拜祖靈祈福，族人採集山林樹藤，以多條樹藤纏繞編織成大型花圈，樹藤互相扶持，象徵部落族人團結合作，綿延不絕的藤蔓則代表部落永續茂盛。邀請來賓在綵帶上留言祝福，並將綵帶綑紮在樹藤上，留下祝福，請來賓飲小米酒，表達部落對貴賓的感謝。再由族人將自己的留言綵帶綑在樹藤上，在婦女吟唱歌謠聲中，將樹藤圍繞成圈，代表部落團結、工程圓滿的祈願祝禱。

這十年來，族人與社會一同成長。族人堅持抗爭，與社會對話、爭取認同，向政府爭取就地居住權利，爭取參與式設計及親手造家園的機會，開展部落導覧，能與各界朋友自信地談論自己的族群文化，溪洲部落成為都市原住民文化的重要節點。

自抗爭開始，台大夏鑄九教授與日籍客座教授延藤安弘團隊就透過參與式設計，讓族人親手參與自己家園的規劃設計，同時也融入溪洲部落特有生活與文化，堅持爭取最適合全體族人的生活環境，成為未來都市原住民文化基地。家屋建築設計由今年度傑出建築師獎得主的資深建築師呂欽文帶領團隊執行，未來也會由族人實際參與營造工作，親手造家園。族人家園位於距離原本部落大約一百公尺之外的堤頂，以後再也不會在颱風季節受災淹水，是安全、自主、傳承文化的都市原住民園區。

「社會住宅」自己造，結果看似美滿，但是這個過程非常艱辛。如果不是有善款，溪洲部落不可能會開啟重建之路。長遠來看，如果解決居住問題的方式要靠善款的「緣分」，如何寄望我們能有一個可持續的、有前瞻性的住宅政策？溪洲部落很小，區區四十戶，但對這四十戶來講，從抗爭、爭取社會住宅、貸款自籌，到最後幸運的獲得善款協助，這條路走了十年。再等一個十年，再等一個善款，這是我們期待掌握最大資源的政府，面對住宅問題該有的態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