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旅《狂想當代劇本集》

在人生月台來去往返，
透過文字鋪設的時間軌道，
既通往記憶，也通往記憶以外的流亡他方

「《逆旅》這本小說不只是一個線性的故事而已，而更像是多重面向、蜂巢式的組合，這無疑更添加了將它改編成為劇本，甚至搬上戲劇舞台的困難。」－－郝譽翔

獲第十屆台新藝術獎十大表演藝術節目
本書收錄《逆旅》原著小說作者郝譽翔導讀

從女子追尋父親的生命旅途為起點，劇本以場幕遞換創造時空交錯帶出父親流離於中國、台灣的生命軌跡，並以個人生命史的微觀切角切入發生於澎湖的山東流亡學生事件這段歷史，同時帶入環繞於族群、家庭、愛情的情感漂流。

《逆旅》以一只行李箱為喻，皮箱裡裝載著人生流離過程中，攜帶於身、無法放手的物品與記憶，然而到了故事最後，皮箱打開後究竟還留下的是什麼？

如原作者郝譽翔所言，這個故事「並不只是在寫自己的家族故事而已，而是台灣社會一個活生生的切片，甚至隱喻。」而透過小說文字轉化而來的劇本中，這些流離的、被大部分人遺忘甚至噤聲的記憶切片終於有機會能夠展現在舞台上，透過重新搬演而重新進入社會的記憶裡。

「狂想當代劇本集系列」

劇場作為一種即生即滅的古老藝術，從原始智人點起火光撕開黑暗帷幕，企圖命名外在森羅萬物表象，指出內裡無以名狀之間，就決定了這一門技藝是訴說當下的人類感受，雖是瞬間當下也是亙古永恆，述說著人不變的慾望與期待，如同天上繁星的光到達你眼前時，已旅行千億光年，同時通往兆億光年未來。

雖然如此，本書出版時，狂想劇場也才近十八歲光陰。從開始創作之初，我就刻意選擇同一世代編劇，書寫的方向也必須是與我們生存當下的世界有高度相關。從一開始的到處尋找符合前述理念的劇本，到後來由我委託編劇題材共同創作，經歷小說改編、歷史口述轉化、紀錄劇場再現，不同階段創作嘗試。

在即生即滅的演出之外，希望劇本經由出版化為與社會溝通的文件。
期待有人可以試著將文字閱讀出聲，並試著去操作並理解文字的內容。

同時這也是一份通向未來的文件，為曾經走過的時間留下可供後人追尋的星塵微光。

狂想劇場 導演廖俊凱

■ 導讀


是起點，不是句點：讀狂想劇場劇本《逆旅》有感

文／郝譽翔（《逆旅》原著小說作者，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我還記得多年以前，俊凱和瑞蘭特地來到我家拜訪，而那是我們初次見面，俊凱說想要把我的小說《逆旅》改編成舞台劇。

我是一個劇痴，多年下來大江南北看過的戲劇也不算少了，再加上自己的碩士和博士論文的主題都是儀式戲劇，即使後來改研究現代文學，但也應該算得上是半個戲劇專家。一聽到自己的作品可以搬上舞台，真的是又驚又喜，而且俊凱和瑞蘭又是如此一對才華洋溢、充滿了戲劇熱忱的青年，我當然是毫不猶豫地一口就答應了。

然而應允的當下，我卻也不免感到憂心，在十多年前的台灣，本土論述雖然已經興起，但關於白色恐怖和轉型正義的課題，卻遠遠不如今天受到大眾的矚目，更不及此時此刻論述的深刻和周延，更不要說，我的《逆旅》寫的是1949年發生在澎湖的山東流亡學生慘案，也是台灣第一起外省人受難的白色恐怖，但除了相關人士的後代之外，幾乎沒有什麼人知道和關心。

我很擔心這會是一個吃力又不討好的題材，再加上整個事件的脈絡頗為複雜，而我也不甘於只是描寫一樁白色恐怖案而已，因此《逆旅》之中既有我外省的山東父親，又有本省的澎湖母親，乃至於解嚴之後開放兩岸探親，導致台灣的國族認同產生的種種劇烈轉變。而這些複雜的前因後果，乃至於我私人對於父親愛恨糾結的情感，都使得《逆旅》這本小說不只是一個線性的故事而已，而更像是多重面向、蜂巢式的組合，這無疑更添加了俊凱將它改編成為劇本，甚至搬上戲劇舞台的困難。

但是俊凱居然做到了，而且成果令人驚艷，也獲得當年台新藝術大獎提名的肯定。我還記得非常清楚，當《逆旅》上演那天，國家戲劇院的實驗劇場座無虛席，觀眾們一致屏氣凝神注視著黑暗中的舞台，呈長條狀，就位在場中央，當燈光一打，年輕的男主角提著一只皮箱，緩緩步上舞台，我的眼眶竟不禁一熱，他的身影迅速和我的父親重疊在一起，頓時一種難以言喻的複雜情感湧上我的心。

我非常感謝俊凱的改編，因為當我在寫《逆旅》之時，可以說是私密而主觀地耽溺在其中，然而在觀看《逆旅》舞台劇的演出時，我才終於得以抽離出自己的故事，客觀地看待它。尤其劇本可以說是原著的拆解和重組，對於我而言，既熟悉，又陌生，我彷彿得以更清楚地走這趟歷史一回，並且更深刻地感到我並不只是在寫自己的家族故事而已，而是台灣社會一個活生生的切片，甚至隱喻。

這也是《逆旅》劇本選在此時此刻的台灣出版的意義了。當海峽兩岸在這些年來已經交流頻繁，不再對彼此感到新鮮好奇，甚至存在著某些盲點和成見的時候，回頭再看我書寫《逆旅》的最初動機，也就是1991年的夏天，竟和現在的社會局勢是如此地不同。當時台灣剛開放返鄉探親，對於我們而言，大陸仍然是一塊只能夠從教科書上學來、因此存在著許多不切實際想像的土地，所以兩岸之間的隔閡與隔絕，實非今日所能想像。當我一知道父親準備要回山東平度縣官莊鄉南坦坡村的老家省親時，便抱著一種參加暑期戰鬥營的好奇心態，嚷著一定要跟。

然而等到我真正踏上了那塊土地之後，才曉得原來不是這麼一回事。原初是為了追尋新奇和刺激，到後來，卻變成了說不出的驚詫、愕然和悵惘；而在歷經這一趟啟蒙之旅後，我也才知道歷史太大、個人太小，開始敬畏於生命的厚度與重量。

我還記得那個夏天大陸的北方酷熱高溫，逼近四十度。我每天望著農村四處漠漠的黃土地和高梁田，在強烈的豔陽照耀之下，彷彿蒙著一層海市蜃樓般夢幻的光。如今回想起來，也確實就像是一場夢一樣。

而我父親所經歷過的一切，又何嘗不像是夢呢？從我才剛開始懂事的時候，父親就反覆告訴我山東流亡學生的故事。年幼的我老是瞪大眼睛聽著，嘴吃驚地微張，一面喃喃說：真有這樣的事情嗎？太不可思議了。但吃驚歸吃驚，我心裡卻總懷疑是父親思鄉心切，難免要把記憶竄改渲染一番，所以這段故事不過是湮沒在歲月裡的傳奇野史，並且在那個戒嚴的年代之中，被有意無意製造出來的傳奇又何可勝數？！

直到有一天，父親又對我們說起這段往事，說著說著他就流下了眼淚。我屈指算算，距離1949年已經事隔將近五十年了，但他心中的哀傷卻是如此巨大，從來沒有一天停止過。就在那一刻，我才忽然在他的身上看見了歷史，歷史的包袱、歷史的傷口、歷史的深度，也因此我決定要寫下我所看見的東西，即使這僅存在父親那被渲染誇大的記憶裡，即使我誤以為，那僅只是他自己的渲染和虛構。

當年的我是多麼的無知啊，完全不知道那段白色恐怖的歷史，不像今日，關於山東流亡學生慘案已有許多相關的研究和書籍可以參考，而發生事件的地點澎湖漁翁島，也就是今日的西嶼，更已有豐富的史蹟可供查證。然而當我在2000年寫作《逆旅》時，卻僅有王志信、陶英惠合編的《山東流亡學校史》（台北：山東文獻雜誌社，1996）以及陳芸娟的《山東流亡學生研究（一九四五～一九六二）》（台北：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等少數論著。我必須透過有限的文獻、父親的口述回憶和自己的想像，一點點地拼湊起這段陌生的歷史，這已耗費了我甚多的想像力。但對我而言最大的困難還是，我要如何把它們轉化成為文學作品？

在閱讀資料的時候，我深為那愚昧、黑暗而殘酷的年代感到震撼，以致我幾乎無法以小說的筆法去剝解它，甚至以為，那些赤裸裸而樸素的當事者之回憶告白，竟比起任何文學作品都還要來得更強悍有力。這是我第一次感到文學的無用，但卻又不甘心就此放棄，總希望可以藉由我的筆，來為它們找一條不同的出路吧。所以我不直接書寫歷史，而希望通過比較跳躍的筆法，來安頓那些因而漂泊無所歸依的靈魂。

或曰是安頓我的歷史。

因為我無法漠視下列這一長串的疑問：我是如何誕生在這個島嶼上的、假如1949年我的父親沒有搭南下廣州的火車、假如國民黨不是如此昏庸腐敗、假如台灣人和外省人不曾互相排斥、假如假如……。

我的父親不曾回答我的疑問，對於他而言，事情就是如此如此的發生了，沒有別的答案，而人生也不可能重來。1949年，近萬名山東流亡學生在校長張敏之的率領下，從廣州到澎湖漁翁島。七月十三日，澎湖防衛司令官李振清、三十九師師長韓鳳儀強行下令，將這群流亡學生收編入軍伍，而其中甚至包括許多未成年的孩子，凡是有不從者，就以尖刀當場刺死。聯中的校長張敏之與分校長鄒鑑援救學生不成，反而被誣指為匪諜，雙雙於十二月十一日台北的走馬町刑場遭到槍決，而前後因此喪生的學生更逾百人以上。這是台灣歷史上首宗白色恐怖案，也是牽連人數最多最廣的「澎湖冤案」。

我在2000年出版《逆旅》的〈後記〉中寫道：「這段歷史幾乎未曾公諸於世。直到1999年十二月十一日，張校長夫人和子女，以及當年是山東流亡學生，包括中研院院士張玉法、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于宗先等數十名六、七十歲的白髮老人，聚集在台北市靈糧堂，一齊追悼於五十年前冤死的亡魂。在這麼長久的時光裡，他們從不曾遺忘過去，仍然在等待平反日子的到來。」

「除了他們，還有更多更多的人在等待，例如守在電視機前的我的父親，在市場炸臭豆腐的伯伯，在捏水餃的，在煮牛肉麵的，在榮民之家角落裡殺死自己室友又自殺的。他們不但被畢生信仰的政權所放逐，又被台灣這塊島嶼所放逐，然而歷史就預備這樣子悄悄地把他們遺忘了。」

不過在2023年底的今天，我卻很高興當年我所言並沒有成真，因為歷史並沒有將他們遺忘，不僅出現了澎湖案許多相關的調查和報導，為冤者平反，還他們該有的清白，而政府單位也舉辦過多次的特展，讓一般民眾都能瞭解這段被淹沒在時光之中的過往。這讓我樂觀地相信，原來公理正義真的有到來的一天。

但故事不應該就此畫下句點。我想這是狂想劇場出版《逆旅》劇作的重大意義，身為一個創作者，永遠可以看穿事物的表象，而發現其中潛藏著更多更多的可能。我但願是一個起點，而不是句點。當然，更要感謝我們的父母輩、乃至祖父母輩們，若不是我們的命運和他們憂戚相關，又何以能讀見了人生的這一本大書？